近日，医学界一位院士表示，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无助于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
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家属的红包已成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而“拒收红包协议”目的在于将外部控制和内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杜绝失范行为，可谓初衷良善。也应当看到，“拒收红包”本是从业的基本准则，付诸签协议的方式，无非是在形式上对这一准则进行强调。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利失衡的格局下，患者送红包有着错综复杂的动机。光有道德约束，缺乏配套的行业监督，很难制止这股歪风。
与白纸黑字的契约相比，医务人员发自心底对善良和正义的坚守，才是杜绝“红包陋习”的关键。这种职业的价值与信念，有赖于行业的涵养力量，也有赖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另一方面，外在的刚性约束力量不可或缺。根本的恐怕不在于签一个拒收协议，而更在于不断提高医生收红包的机会成本。同时，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辛勤付出的医务人员获得体面、有尊严的收入。如此才能让医务人员对红包不敢收、不能收、不想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