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近期网络上惊现性交易十元店。在这样的店里，每次性交易的价格非常低廉，通常10到30元之间，有的地方甚至是5元，据了解，如此低廉的性交易通常发生在中国内地的三线城市，性工作者大多是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她们服务的对象通常是城镇农民工，在这样的店里，性交易大多不采取安全套等任何防护措施，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很有可能成为性疾病，甚至艾滋病传播的温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一群体的出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呢?为此，我们特意采访了亲历者，叶海燕。
解说：2012年年初，叶海燕以网名“流氓燕”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将自己在广西博白，进入十元店，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的全程，在网上进行直播。一时间，她的行为被各家网站加以转载，引发众多争议，有人痛斥她败坏社会风气，也有人对她的行为表示致敬，更多的人持折中态度，认为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引发的性问题，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叶海燕说，她只想让更多的人关注底层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
记者：在这样的店里面，整个的卫生环境怎么样?
叶海燕：卫生是很糟糕的，就是说一般的我们想的是冲洗是应该的对吧，可是她们没有冲洗的环境，就是我在网上也拍过一些相片，只有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的一些热水，临时冲洗一下。而且还不是那种可以淋浴的，只能在盆里面，一个盆子里面就简单的清洗一下，每一个人来了之后都是这样，就其它的，然后被子也好像就是不能够经常换洗的。另外还想放一个顾客的穿的衣服的着装，可是当时里面太黑暗了，用那个手机拍看不出来，真正是说用那个照相机拍，是在一个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震撼的。
记者：能用你的语言来形容一下顾客的着装吗?
叶海燕：鞋子都是赃的，然后他外面穿着一层水衣，裤子是扎的，用那个带子扎起来了，就是那个好像那个松紧，那个松紧都松了嘛，然后他就用一根带子把那个腰扎起来。还看到了一个农民工，他确实是五十岁左右在工地上的。我当时在微博上就写过了，衣服的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破的。
解说：据2012年第2期《中国公共卫生》杂志报道，农民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的主体，全国1.4亿流动人口中，农民工有1.2亿，约占85%，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大部分是20到40岁的青壮年男性，正处在性需求的旺盛期。像十元店这样低端的性交易场所，成了一部分农民工解决性压抑的地方。
叶海燕：我觉得就是性，性本身就让她难以接受。就是最矛盾的就是说，她们都是农村很保守的女人，她是很遵守那个传统道德的。所以跟陌生人哪怕开句玩笑都让她觉得是很难堪的事情，所以她们都很多人是赚不到钱的，赚不到钱的，她们不愿意对客人就是说，太温柔，就是那个场所里面的客人经常说你温柔嘛，他就是怕小姐不温柔，她不温柔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她对这种行为是有抗拒的，但是她不得不每天去做自己抗拒的事情。
记者：有过这样的人跟你诉说过她们的苦闷吗?
叶海燕：这是很容易从她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我看到她们跟客人交谈啊。
怎么样他说15块钱做不做?10块钱做不做?你温柔吗?你对我好一点吗?那姐妹就会吼一句，十块钱你还想怎么样?
解说：尽管难以接受，她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现实生活的强大压力，对十元店里的性工作者来说，走上这条道路，大多是出于生活上遭遇了不幸。
记者：能不能给我们讲其中一个你印象比较深的在十元店的性工作者的经历?
叶海燕：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梦群啊，她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三岁，一个孩子一岁的时候，就是离开家庭了，就是她老公已经离家出走了。两个都是儿子，当时她是抱着一个一岁的孩子跟三岁的孩子在街上流浪。你怎么去工作啊，你不可能带着孩子去工作，而且是两个孩子，所以她这个时候，她真的是有段时间是在街上乞讨过日子，
她也去工厂里面喂过猪，帮别人喂猪。然后在砖厂里面去挑那个砖，做苦力，什么都做过了。把两个孩子就分别给两家人帮她抚养，后来等孩子大一点呢，可能她就带到外面，人家就带她到外面来打工，老乡就告诉她，说这边有十元店什么的，她说既然你这两个孩子都这样了，你不如就选择做这个，后来她就开始做这一行，然后她做这一行把两个孩子都抚养长大成人，但是现在讲起，回头讲起以前的经历的话，她都是很难受的，都会哭起来。
记者：孩子现在多大了?
叶海燕：现在都快结婚了，都有一二十岁了。
解说：据叶海燕了解，从事这一行业的农村妇女大多是因为失去家庭的经济依靠，遭受家庭了暴力，同时，她们还担负着抚养孩子，或者照顾老人的责任。
记者：那像她们一年的收入有多少钱呢?
叶海燕：这要看，就是如果在扫黄很频繁的时候，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就一千多。如果没有扫黄的时候，有三千至五千，遇到好的客人的时候，就会有五千。因为客人不仅仅是给他交易的钱，因为她很贫困嘛，有些客人处于同情或者是对她有好感，还会补助她。
记者：那这样的收入对于她们来说，和在工厂打工怎么比较呢?
叶海燕：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工厂打工只能维持她个人的生存，有很多人都说她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洗盘子啊?可是一个人洗盘子是养活不了全家的。现在孩子的生活费每个月都要六七百啊，在读高中的孩子。如果你去工厂洗盘子，你最多也是一千块钱的工资，然后你个人的生活费呢，外面有一些开支，或者是有两千五百块钱，那你又能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吗?那很不现实。所以就是工资相对比较高，而且钱来的快，是最主要的原因
解说：从早上八九点钟陆陆续续地接待客人，一直工作到傍晚天黑，为了节省开支，中午的时候，几个人合买一些煤，在楼梯间搭起的简易灶台上炒菜做饭，靠着这样简陋的生活，她们挣钱养家。
记者：在十元店里面，会有真正的这种感情上的纠葛发生吗?
叶海燕：很难有的这个，家庭都是第一位的，有一个姐妹一年到头在我们，念叨的都是她的家庭，我每天听，我都听烦了，天天开口就是我老公我孩子，她们每天想的都是家里需要多少钱，那些客人对她来说，连名字她，看他，第二天她都不想看，甚至可能很多姐妹就是说，客人走进来了之后，走出去，她都没看他的脸看一下。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我做这一行对不起孩子，她说对不起老公，对不起孩子。她哭着这样说，她自己认为她是对不起老公对不起孩子的，那她其实都没有想过，就是说她其实最委屈的是她自己。
解说：然而，即便是给家里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这群来自乡村的妇女，不会将自己在城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家里人，她们通常以外出打工的名义，在城里隐姓埋名，一旦被家里人发现，便会受到道德上的激烈谴责。
记者：有人跟你讲述过，比如说受到她们自己家里人，亲人的这种歧视吗?
叶海燕：有，就是有一个姐妹就是，就是我们接触10元店的姐妹就是，她老公在村子里面宣扬她是一个性，是一个卖的女人，然后追着她打，把她的头踩在那个稻田里面，就不把她当人一样的。然后又跟村子里面所有人说，她就是在外面卖的，家里人都那样取笑她。她就几乎就是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她的立场为她想。
记者：包括她的孩子吗?
叶海燕：孩子倒是没有，我觉得孩子对妈妈这一点，好像是没有办法是做到歧视的。特别是他知道妈妈是为了他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应该是有19岁多了，他说我妈妈是一个性工作者，当时我很恨旁边的人骂她，可是我不敢站出来帮妈妈讲话。
记者：对于这些性工作者来说，最伤害她们的其实是不是就是来自于她们亲人的歧视?
叶海燕：我觉得亲人的态度很重要，亲人只要说一句话，他说你都是为了这个家，不要管人家怎么说，我觉得那就是对她最大的，感觉最温暖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这个。
解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卖淫嫖娼，将被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也不例外，为了不让家里人发现，一旦被警方抓住，她们大多选择罚款来代替拘留，最令她们害怕的是来自当地警方的钓鱼。
记者：你自己在十元店里面两天半，带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叶海燕：第一就是对这种十元店的生活，是一种平静的生活的话，我觉得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说，至少她没有从事更危险的工作，在十元店里面，她能够有一个地方安身，然后可以解决她的家庭问题，但是就是说，这种平静之后，确实是有太多的恐惧了，就是暗藏了太多的恐惧，就是警察来钓鱼确实是让我无法接受，无法忍受。
记者：你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吗?
叶海燕：是啊，当时有三间阁楼嘛，我在第一间，中间还有一个姐妹在做，另外那个姐妹她是因为春节了，刚刚把钱取出来，准备回家，跟家里人团聚，然后刚买了火车票，坐晚上六点钟的火车，她说洗完头很开心的，洗完头我就回家了，跟我的家里人团聚了，回去抱孩子了，钱也取出来了。就好像走漏风声一样的，下午立刻就被人抓走了。
记者：怎么抓的?
叶海燕：就当时是有一个人跟她交易嘛，然后警察就破门而入。其实所有人都在那里交易，又不是她一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很气愤，你为什么不把我抓走，我在第一间，当时我也在做，我旁边的女孩子也在做。我就是，当时我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她把钱取出来了。
记者：钱全部都交给警察了?
叶海燕：罚三千。
记者：那其他的人呢，怎么看待她被罚这件事。
叶海燕：大家都知道这个倒霉的事情，大家都遇到过，很多人就是这样说，她说每个人只罚一次，她不会罚到你的，轮流罚，然后同一天的话，说是有一个姐妹塞了1000块钱，没有被带走，但是这个我没有证实，然后第二天人就少了，很多人害怕，就先走了，毕竟刚刚赚了钱准备回家，如果再被罚一笔的话，太不划算了。
解说：3000元的罚款，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来说，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据叶海燕说，警方的执法和社会歧视往往将她们推向了社会的边缘，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身处灰色地带，性工作者常常面临被人劫色劫财，有的甚至遭遇谋杀的境地。面对这一状况，她们的命运到底何去何从?
“流氓燕”：性交易不合法滋生警界腐败
解说：2005年5月，叶海燕在天涯社区网站发布个人裸照，一度走红网络。随后，她在武汉成立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从发表尖锐的女权主张到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她的言行一直以来被部分网友以道德的名义加以谴责，而她本人越来越将目光投向性工作者权益的保护。
记者：2010年你在武汉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要求性工作进入交易合法化，被大家成为是行为艺术?
叶海燕：其实当时说，确切的是当时是因为扫黄把我给惹愤怒了，不是说我要先主张什么，是他们逼我这样做的。当时我武汉市的大大小小的，就是那一片区的所有的休闲店我是经常去的，我们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去看一下。然后所有的电子发来的信息都是说，我们这里扫黄扫的太厉害了。姐妹们，我附近的有一条街，姐妹们离我很近，扫黄一来了，我马上打上的我就跑过去了，然后店子里面电视机被砸了，墙板被砸了。后来我马上拍照，我就说他们这样太过分了，因为店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人，你砸人家电视机干什么，你又没有抓到现场，但当时是一场运动。
记者：但是执行任务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合法的经营场所?
叶海燕：不合法他又没有资格去破坏人家的财产，不合法的是行为啊。
解说：2010年7月，叶海燕在网上公开呼吁：性工作也是一种工作，要求性工作合法化，嫖娼皆无罪。
记者：为什么你会一直主张性交易合法化呢?
叶海燕：我要求合法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警察的腐败，因为不合法支撑了警界的腐败。
记者：你有什么证据说腐败呢?
叶海燕：比如说警察去捞人，罚款不开收据。然后娱乐场所有后台，谁都知道，他们警察自己都知道。后来他们不是自己出了一个证明嘛，警务人员不许参与娱乐场所的股份，这是他们自己承认自己的嘛。
叶海燕：因为你不合法，你把那些性工作者都打到黑暗的地方，她们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的，很多姐妹们出去跟人家出钟，出去都没回来了。
记者：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叶海燕：我就是遇到有我认识的姐妹被杀了嘛，在2006年的时候。
记者：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叶海燕：她是原来是在厦门的，后来去到深圳一个星期。那天是愚人节，也是在网上找了一个顾客，结果那个人劫财劫色，就把她杀了，两天之后才发现。这样的情况又不是说第一次，然后哪个地方杀了一个小姐，哪个地方死了一个小姐。人们都像数什么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数出几桩，你到了一个城市里面。我说难道这些生命就不值得大家去关注，去珍惜去惋惜吗?
解说：为了推行她的理念，从2009年起，叶海燕将每年的8月3日，定为性工作者节，并在这一天走上街头举办活动，第一届的主题是健康。2010年，因为性工者生存环境恶劣，第二届将以生存为主题。这一活动随后遭到当地警方的限制
解说：随后，叶海燕因为种种原因，从武汉搬到广西博白。在博白，她建立浮萍健康工作室，继续关注性工作者权益，她说，她的大部分经费来自网友的捐助。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坚持这么多年，而且说要做一辈子?
叶海燕：我觉得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做，这让我有紧迫感。
记者：但是有很多人会说，即便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呢，中国有那么多人，你一个人能改变现实吗?
叶海燕：就一个人就是好比说，一个人占一个位子吧。性工作者有的声音必须有一席之地。
记者：还有人会说，像这些性工作者她们自己本身，有很多人都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
叶海燕：这确实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她们就说，你不能老代替性工作者发出声音，你必须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说话，可是现在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你让她怎么站出来呢，并不是她不愿意站出来，实际上她一直在看这个世界，对她们的态度，而且她的感受也非常深刻，她跟谁讲啊。
解说：叶海燕说，从她开始关注性工作者群体，到今天，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对这个话题也普遍持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尤其是性工作者被杀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加理性看待这一群体，而不是对她们一味地进行谴责。
记者：那你认为在使性交易合法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哪儿呢?
叶海燕：应该还是所谓意识形态上面的东西吧，就是所谓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能够有性工作者的存在，所以其实他们打压的并不是说道德的问题，要做道德的问题的话，那二奶跟小三也不应该纵容，可他们认为二奶跟小三是合法的。
记者：能不能谈谈在国外有哪些经验你觉得是可以借鉴的?
叶海燕：我最欣赏就是澳洲。澳洲具体是哪一个洲我就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中间合法化有几条，第一个就是说性工作者不在公开的场合去拉客，这个保障了就是说一些其它的公共空间的一个秩序，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良好秩序，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并不是说一味的站在性工作者的角度，认为我们性工作者应该把无限的权力放大，让整个世界同情我们，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性工作者也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同样都有社会责任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在固定的场所接拉客人，我们不到街上去主动拉客。我们的服务就是有一个被动性，你来了之后我才服务给你，我不去主动上门服务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说，在卫生方面，他就要求性工作者一定要做健康的体检。这个就是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嘛，认为性工作者是影响别人家庭怎么样，那性工作者是健康的，她才上班。你就不能够，你就要免除对性工作者在这方面的歧视，还有一个要求顾客呢，一定要戴套，如果你不戴套的话，你就是违法的，我觉得这样要保障了那个，就是说性工作者的，就是潜在的危险、风险。
解说：然而，就在叶海燕结束我们采访，返回广西后不久，她和她的工作室却遭到了当地不明身份人员的暴力侵犯。
叶海燕电话录音：我们晚上只有我们一个很小的志愿者，最小的志愿者，19岁，他一个人在那个工作室里面，晚上9点钟，(5月)23号晚上9点钟，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就是说，有八个人来我们工作室，砸店子，然后就说，不让我们再开工作室，如果再开的话，他们就会带刀来杀人。
人家说，这个应该是属于刑事案件，应该报案，警察也没有怎么说，他(警方)说我们只是配合去调查，他(警方)说七八人上门来打砸，这个是正常现象，他(警方)说杀人都有的，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的，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黑社会所为，肯定是政府人员的行为，我还是会继续开门工作啊，如果他们要再来砸的话，我如果手上有杠子，我就会跟他们打，如果没有的话，打不过，就让他们打好了，继续做我们的艾滋病预防方面的工作，继续去找那些姐妹，然后给她们宣传那些艾滋病知识，根本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曾子墨：一直以来，性交易被称为是卖淫嫖娼，它在事实上侵犯了女性最根本的权利，属于违法，那么到底应不应该像叶海燕提倡的合法化，或者还是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呢。我们呼吁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社会现实，更好地维护这一社会边缘群体的切身利益。
记者：那根据你的了解，农民工群体他们到这些所谓的这个低价的场所去进行性消费的人群当中，年龄是如何分布的?
叶海燕：年龄层没有限制的，就是说，我在，据我在那个十元店的调查嘛，三天的时间内，所有年龄段都有。就是小的就是有18岁，18岁、19岁、20岁左右，然后中年的30岁左右，40岁左右，50岁左右，再往年长的话一般都是一些老人，已经退休的老人，有60岁、70岁的都有。
记者：见到有多少客人会过来呢?
叶海燕：一天就是三四层楼，每天上去光顾的，流动的客人都有一百多个，一百多个就是楼梯间，上面都站满了人
记者：他们的心理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叶海燕：首先就是觉得，社会风气是这样的。有钱人都在外面找二奶、小三，几个老婆的都有，这是社会现实啊。然后确实有，自己有这个需求，他自己心里很明确，虽然没有普及，这种观念没有普及，但是大家都认为人是有这个生理需求的，他就应该需要去找小姐，然后又觉得男人大部分，虽然就是说农民嘛，他骨子里也认为，玩小姐是很正常的事情，哪个人不玩，现在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玩小姐，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从上到下，他眼里认为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这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去了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任何的，他不会觉得拘束怎么样的，他只担心小姐会看不起他，或者是嫌弃他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时间久了话，他就觉得，那是一种生活了，并不是说他非常饥渴他才需要，他反而觉得到那个地方逛逛是一种放松，因为十块钱一次嘛，也没有什么压力。
“流氓燕”谈性工作：谁都不怕就怕警察
解说：在简陋的十元店里，房间被分割成五六平方米的单间，只足够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房租是每天十五元。据叶海燕描述，在这里做性交易的妇女夜间大多不住在十元店里，早晨八点钟左右，陆续来到这里上班，客人们也陆续到来，双方谈妥价钱，开始交易，一天能赚几十元。2012年春节，十元店的一些姐妹们放假回家，叶海燕才租到一个空出的床位，为了更加了解姐妹们的生存状况，她加入了她们的行列。
记者：当你走进十元店之前，你自己没有过犹豫吗，毕竟那里的安全措施，那里的卫生环境可能都不尽如人意?
叶海燕：当时就怕，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身上不能带钱就是。怕警察，我不是怕伺候这样的人，我第一个怕的是警察。如果警察来了之后的话，我没有那么多钱交给他。然后去了之后很怕，看到人进来了之后，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然后也不知道他会对我提什么要求。
然后看到了一些人也是我很想抗拒的。你比如说第一个进来的就是一个很大年纪的老人，作为我心里来说，我很想尊敬他，我都不想跟他谈那个事情。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就用那个很浓重的那个土话，本地话就说十块钱一次你做不做?我一看他牙齿都没有了，我说不做。然后一个个就第一个走了嘛，然后第二进来又问做不做，四五个进来人家就会用一种，另外的眼光看着我了，你在这里做了，你开了门你又不做，你干什么，我当时我心里就有压力了。
解说：在经过一番心理上的挣扎之后，叶海燕选择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位年轻男性。
记者：这是一个多大的男孩儿?
叶海燕：我问他他说18岁。
叶海燕：是当地的农民，附近的农民。他是经常来这里的，那里的很多，有几个他都找过了。他见我是个新人，他才来问我的嘛。就是这样，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聊了很多，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年轻，你不跟女朋友在一起?还要来这里跟比你大这么多的一些阿姨在一起?我就问他，然后难道你不担心自己会染上性病吗?也问他这个，他说不要紧的，很干净的，我也洗的很干净，他就认为洗干净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是这样想的，然后女朋友，没有，没有女朋友。然后村子里面的人带他出来玩的。
记者：你要求他采取安全措施吗?
叶海燕：对呀，这是跟他讲的，然后我还戴安全套给他看，问他是不是以前没有见过安全套，因为我怕他们有很多，就很大的人都没见过安全套，不知道安全套是干嘛的。
解说：大多数光顾十元店的人并没有防范性传染病的意识，不配戴安全套进行性交易的行为，在这里大量存在。
记者：这些性工作者她们会要求客人采取安全措施吗?
叶海燕：她们每个人都是先把套子预备着，有客人来了先要求他戴套，但是客人就会说戴套多少钱，不戴套多少钱，他就会用金钱来让她妥协，这一点我是，让我很生气的。你就比如说，各个那个休闲店的发廊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不戴套的话，我给你一百五十块钱，如果戴那我只你一百。那么她就要在五十块钱去权衡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冒这个险去赚这个钱。十元店的姐妹更加的，那他们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要我戴套的话，我不做了，你十块钱你都赚不到了。所以姐妹们经常是选择妥协的。
记者：像不戴安全套的比例能占到多少?
叶海燕：应该是十个里面只能有两个戴吧。
记者：那你所了解到的这些顾客，他们针对安全套，安全措施的心理是什么?
叶海燕：主要的原因就觉得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好像是跟一个塑料袋在做爱一样，他们经常爱用这个来做个比较就是说穿着袜子在洗脚很不舒服。
解说：由于每次交易价格低廉，性工作者为了节约成本，大多不会主动去购买安全套。性传染病成为威胁性工作者健康的最大隐患。
记者：像你去的这些十元店里面，有性病传播的情况吗?
叶海燕：性病有，你比如说尖锐湿疣，是很多姐妹都碰到过的。特别是尖锐湿疣这个是很容易传播的，因为有潜伏期，然后又通过体内那个，体液跟其它的生活物体都可以传播，所以她们中有一个姐妹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上班，这是客人传给她的，她自己不可能刚开始就有的，她家里是很穷的，家里还有一个病人。她是为了还债，然后就开始来做那个小姐，到十元店里面，还没赚够几百块钱听说，路费还没赚回来，就染上尖锐湿疣了。
记者：那通常她们得了病之后会怎么治疗呢?
叶海燕：其实她们根本就舍不得花钱去大的医院，首先是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药店，我下面不舒服了。药店的人就给一瓶洗液，给一点消炎的药，大多数是这样的。然后吃了几瓶消炎的药，洗液不好呢，就会小的诊所打吊针，又打消炎的针。就她的概念里面就只有消炎，就没有去做体检，做一个体检电子阴道镜可能三十块钱，她们都舍不得出。舍不得花钱，然后有一个姐妹经常说我的，全身都有一点肿了，下身都有一点肿了嘛，经常说腰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她说算了，要是检查出来有病怎么办，我都没有钱治，干脆还是不检了。
解说：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其次是宾馆和洗浴中心;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第四如站街女。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不能再低，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群农村妇女走上了廉价性交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