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日益引人关注，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农村老人所要承受的更多。
农村家庭普遍较差的经济条件、农村社会不够健全的保障体系、转型时期的孝道变迁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村老人的生活境遇。
孝道变化 养老窘困
《礼记》说：“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为大孝;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为次孝;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此为下孝。
笔者在阳泉市调查发现，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了艰难维持的窘境。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优良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一些人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 “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 “有一点地位”，“无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没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
“如果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是养了我，但你养好我了吗?”在平定县石门口乡小口头村务农一辈的70岁老大爷贾明善说。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当笔者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不少老人会说，“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我老了没用，帮不上他们的忙，哪能怪他们呢。”或许，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更或许，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进城不易 留守亦难
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儿女有心也有力接父母进城，父母却并不愿离开故乡的热土。因为那片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根，有岁月的点滴和抹不掉的记忆。
在阳泉建设银行上班的郭迎宾女士，老家在平定县马山良白村，父母都60多岁了，也不愿意长期跟她一起在城里住。“两个老人守着一座空房子，没有其他人陪。有时候老人生病了，我只能请一两天假回去看看，很快就得回来。父母虽然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好受。”郭女士说。
这样的情景，近年来在广大城乡，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平定县石门口乡枣岭村的卢俊良老大爷今年83岁，老伴也80岁了。几个孩子远在上海、苏州等地，最近的也在县城上班，平时就老两口在家，守着四五间房。笔者来到卢大爷家时，卢大爷正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发愣，老伴则在一边捧着簸箕摘菜。
“老伴腿不太好，不方便到处走，靠几个孩子寄钱回来给我们养老。年纪大了，平常在家也不能干活，也没什么事可做，串串门，晒晒太阳，跟乡亲们聊聊天，看看新闻，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卢大爷说。
笔者了解到，几个孩子也放心不下老两口，一直想让他们进城去住，但老两口不想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另外也确实是住不惯。卢大爷的大儿子在苏州工作，总让老人们过去，拗不过，他们一年也去几次，但住不了几天就想回来。
“外面太吵，又没有熟人，连说说话都找不到人，住不惯。”卢大爷说。在农村住习惯了，对城里很多事都不适应。“去儿子家时，我喜欢在小区里转悠，结果有几次被保安盘问，还以为我是偷东西的呢。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农村舒坦。”
不过留守也有留守的难处，不生病还好，老两口还能相互帮衬着过。“一生病又没人照顾，孩子们就着急，不能回来照顾我们，最后没办法，孩子们就出点钱，请村里乡亲帮着洗洗衣服，烧烧饭什么的。但村里都是老人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卢大爷说。
制度为本 渠道应宽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依靠的是“养儿防老”这一传统途径。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家庭的规模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一个家庭有三四个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而现在重担只能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这让农村的“养儿防老”遭遇困境。
可喜的是我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寻求以“制度养老”替代“养儿防老”。目前全国已推行新农保，每位年满60岁的农村老人每月可以领到5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只是这种保障体系相对于不断增加的养老费用显得有些微薄。
针对农村养老机构资源短缺的问题，笔者建议：养老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需求很大。作为一种半公益性质的组织，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和补贴，以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下乡发展养老服务业。一些地方医疗资源富余，可尝试将一些处于改制中或准备改制的中小型医院改办为养老院，发挥医院的医疗条件与专业的医护人员优势，满足农村地区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使农村的“分散养老”变成“集中养老”，给农村“空巢老人”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